从小我就知道,西花厅是伯父工作的地方,也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这里的一切都要服从总理工作的需要。所以,对我们这些亲属来说,伯父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许进。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的女儿邓林是我的同学,她住在中南海的南部。平时,伯母不提倡我随便去南海找同学玩,她说:“你伯伯嘱咐你们不要去打扰中央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上高中时,有一次邓林约我周末去她家听唱片。我不想辜负她的盛情邀请,就对张树迎叔叔说,这个星期天邓林约我去她家听唱片。张叔叔向伯母提起了这件事。伯母让张叔叔打电话给邓家的秘书,问是否有这回事?得到确切的答复后,伯母安排我周日下午3点,从西花厅出发,经两道岗哨到邓林家。每到一道岗,我要报告自己的名字和去什么地方。伯母完全是按照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出行标准来要求的,让我遵守纪律。张叔叔还嘱咐我:在邓家玩的时间不要太长,太晚大食堂就关门了,要想着回来吃饭。
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我伯父和伯母。他们在我小的时候,就教我做人;年轻人要懂得进退。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毛主席那句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采访人:邓颖超的原则性很强。即使是对自己的本家亲属,也不例外。作为侄孙,请讲讲您的姑奶邓颖超给邓家留下的家风中,哪些让您印象最深。
邓友平:1992年7月11日,我们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收看《新闻联播》,当听到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时,全家人都惊呆了,特别是听到遗嘱中提到我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虽然说不出话来,但已是泪流满面。我们兄弟姐妹商量要立刻去北京,可当时火车票、机票都很紧张,不得已我们联系了省委办公厅,省委的同志听了我们的情况也异常惊讶,因为从未听说邓颖超在吉林还有亲戚。为慎重起见,省里给赵炜阿姨打了电话,得到证实后,迅速安排我们兄妹来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回想起来,父亲始终是遵照姑奶的教诲,一直保守这门亲戚的秘密。当父亲向我们兄弟姐妹正式提及此事时,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姑奶一再嘱咐我不要炫耀这门亲戚关系,更不要以此谋得任何私利。我们全家人都要按照她老人家的要求去做,本分做人,老实干事。当时我们也想,有这样的关系是一种荣耀呀,大家知道了我们也很光荣。当哥哥姐姐们面临当兵、工作等重大事项时,也曾动过请姑奶帮忙的念头,可父亲非常严厉地说,姑奶不但不会帮助解决问题,还会批评我们,我们绝不能给她老人家添乱、抹黑。后来我们听赵阿姨讲起,每次父亲去看望姑奶时,她老人家都非常关心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进步,总是给我们带点水果、小食品,父亲每次都推脱不要,有几次推脱不过,才给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是姑奶送的礼物,特别高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甜蜜感觉!
我大学毕业后经常去北京办事,曾向父亲提起去看望姑奶,可父亲总是说她老人家工作很忙,不便打扰,况且你也不能耽误工作。1988年我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一年,再次提到去看望姑奶。这次父亲没有了理由,才与赵阿姨取得了联系。记得赵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身体可好,有没有感冒,我说没有。赵阿姨说姑奶想见你,只是最近老人家身体较弱,怕传染感冒,你没有就好,等我电话吧。第二天赵阿姨就打来电话,说姑奶可以见你了。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满脑子空白,以至于都记不得是怎样去的中南海。赵阿姨领我到西花厅后,工作人员拉开窗帘,我听到姑奶“来了”的声音,她老人家是一直在等我。我和姑奶唠起家常,她特别问到家里在“文革”中是否受到牵连,我说没有,我们一直都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没有炫耀,也没有给单位和政府添任何麻烦,几乎没人知道这门亲戚关系。姑奶听了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当听说我在上派教育部锻炼时又说:“这很好,要多学习,勤锻炼。”还叮嘱赵阿姨给我找了一些周总理的书和纪念画册。临别时,赵阿姨叫来高振普叔叔给我和姑奶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姑奶去世后,《吉林日报》的记者到家里采访了我们,并以《家规》为题做了一个报道,《人民日报》给予了刊载。今天,我们可以无愧地向姑奶她老人家报告,家规依旧在,教诲永流传。
采访人:邓颖超在去世前,亲笔写下了自己的遗嘱。您在邓颖超身边工作27年,亲历了遗嘱从动笔到公开的全过程。请您谈谈它是怎样完成的?其中有着怎样的思想境界?
赵炜:回忆这段往事,就让我想起邓大姐伏案写遗嘱的情形,那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1978年7月1日,我上班后到她的办公室,邓大姐就让我为她准备纸和笔,对我说要写点东西。她要写什么,我事先一点也没听她说过,心中有点纳闷。邓大姐看出我的表情有点疑惑,就说:等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对自己的后事安排。我说:“太早了!忙着写它干嘛?”她没再说什么。她这次写下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