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延安窑洞前(资料图)
原文标题:追忆邓颖超——赵炜、高振普、于蓝、王铁成、周秉宜、邓友平、杨敏、谢淑华访谈录
背景:
201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邓颖超同志,邓颖超秘书赵炜、邓颖超警卫秘书高振普、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于蓝、周恩来扮演者王铁成、周恩来侄女周秉宜、邓颖超侄孙邓友平、亲手为邓颖超缝制棉袄的工人代表杨敏、邓颖超的护士代表谢淑华等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友代表,从不同方面,回顾和追忆了他们曾经与邓颖超接触或相处的片段,以表达对邓颖超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采访人:邓颖超既是老一辈革命家,又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离开了我们。周总理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光明磊落,生前就决定去世后遗体要火化并将骨灰撒掉。请您谈谈邓颖超在失去亲人的时刻,是如何强忍悲痛,完成周总理嘱托的?
高振普: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后,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总理的骨灰,警卫局的车前面带路,邓大姐亲自护送,去北京通州机场。大约在晚上8点,到达通州机场。我们下了车以后,登上飞机,回过头来,看到邓大姐站在寒风里招手,向周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我们登上飞机,按照中央决定并经邓大姐同意了的撒放地点,把周总理的骨灰分别撒到北京城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我没有顾上去看时间,估计夜里12点左右,我们回到通州机场。考虑到此时邓大姐应该已经休息了,我和张树迎(周恩来卫士——编者注)又回到305医院,在空空荡荡的医院里,我们无法入睡,商量着第二天怎么去向邓大姐报告撒骨灰的过程。
第二天早上,为了不干扰邓大姐的作息,我们按照她的生活习惯,9点钟到了西花厅。邓大姐已经知道我们来了,打开了客厅门。看到大姐就站在客厅门口,两手高高举起,我们俩赶紧跑过去。她把我们俩紧紧地搂在怀中,三人抱在一起,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大姐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保卫恩来到最后!”我们两个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接着,邓大姐把我们引到她的办公室。坐下后,张树迎想把昨天我们撒周总理骨灰的情况报告一下。大姐说:“你们不用讲了,我全清楚。我是等到空军向我报告,你们已经安全着陆后,才吃了安眠药,勉强入睡的。告诉你们,当我看到你们登上飞机,关上舱门,去撒总理骨灰的时候,我想的已经不是恩来怎么了。恩来没有了,变成骨灰了,我更担心的是你们的安全和机组同志的安全。”我和张树迎听了这话,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总理没有了,邓大姐在这种最痛苦的时候,想的不是总理,也不是她自己,而是我们的安全,能这样做的人有几个啊?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几乎哭出声来。还是邓大姐又劝住了我们。她非常坚强,一滴泪都没掉。她说:“现在,我和你们说,恩来的丧事已经结束,你看我的黑纱摘掉了吧?你们两个也把黑纱摘掉,这件事从咱们家里人开始带个头,都摘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开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每次回想起这件往事,我心里都十分难受,也十分感动。邓大姐坚强的性格,一生为别人着想的高贵品德,使我深受教育,终身难忘。
采访人: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悲。人们以不同方式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听说你们天津红桥区服装二厂73名青年当时特意为邓颖超做了一件丝绵袄。请您说说这件事。
杨敏:1976年初,传出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我们当年二十几岁,从电视中看到邓妈妈一个人为总理守灵,身边没有亲生子女时,心都碎了。当时规定:不许带黑纱,不要开追悼会,这让我们不理解。大家谈论着,照样布置了灵堂,举行了追悼会,但还不能全部表达我们对周总理和邓妈妈的爱。我们厂长张宝发出主意说,我们是服装工人,做一件棉袄送给邓妈妈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好。有句俗话: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咱就做一件棉衣送给邓妈妈,温暖她的心。青年们开始自发地凑钱、买布料,请厂里有40多年裁剪经验的两位老师傅帮忙。没有具体尺寸怎么办?我们就看电视估量,用邓妈妈和周总理合影的照片比对。最后,我们为她老人家缝制了一件深灰色的春绸面中式丝绵袄。这件棉衣是立领的、有暗格,非常适合邓妈妈的年纪和身份。棉衣做好了,我们又一把把地用手抓,里里外外仔细地检查,生怕有不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