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在肿瘤医院动手术,邓妈妈知道了,给我写来长长的一封信,内容极为亲切,祝愿我:“早日痊愈出院!”信中说到:出国前,她在电视上又看了《革命家庭》,希望我能像陶承同志那样坚强和快乐,早日战胜疾病!并且取得胜利!信的署名写着:被维世称作妈妈的人手书!孙维世是烈士后代,是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养女。邓妈妈随信还给我带来许多水果,让我感到了邓妈妈的关心。
在邓妈妈病重期间,赵炜深知她思念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都牵挂着她的健康,在可能会见的情况下,允许我们前去探望。邓妈妈的身体虽然已经十分虚弱,但是她的头脑还是那样清醒。她微声说:“于蓝,我想念你们,你们的电影怎么样了?”我用脸去贴吻她的手背,告诉她:“大家都想念您!都祝愿您早日康复!”然而,病魔终是无情,邓妈妈和我们永别了!但她高尚的情怀和对革命的忠诚与奉献,都是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
采访人:晚年的邓颖超,身患多种疾病。这段日子,她的身边增加了一些医护人员。您作为其中一员,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谢淑华:我是中央警卫局保健处派往邓大姐身边工作的护士之一,在大姐身边工作了六年。在我们眼中,大姐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更是尊重、关心、爱护、帮助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老奶奶。
90年代初,我爱人在辽宁绥中县工作,一次我要到他那里探亲,大姐知道后,专门把我叫来,让服务员老石拿来两个苹果。对我说:“你爱人是一个年轻的副县长,工作一定不容易,苹果代表平安,希望他在那里工作、生活都能平平安安。”手捧这两个苹果,我的心里真是热乎乎的。
1989年,在大姐身边工作的白莉莉到总后勤部高护班学习,一天,大姐把我叫到她面前,拿出一些单片包装的巧克力,对我说:“小白学习一定很辛苦,这些糖让她带在口袋里,饿了随时可以拿出来吃。既要努力学习,又要注意身体。”多年以后,小白在回忆大姐时,总会提起令人感动的往事。
护士彭涛20岁到大姐身边工作,大姐经常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多次告诫她说,找爱人要找一个人品好,真正会关心爱护你的人。有时,大姐会给我们讲起她与周总理年轻时的恋爱经历,老人家脸上流露出的永远都是幸福的神情。后来小彭按大姐所说,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小彭总是说,要是大姐能知道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幸福、快乐,那该多好啊!
护士小郭是从中日友好医院来大姐身边工作的。结婚时,夫妻到西花厅给大姐送喜糖,大姐很高兴地为他们祝福,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只发夹送给小郭。小郭生小孩后,大姐还专门让人送了一只老母鸡给她。有一年除夕,正赶上小郭值班不能回家。大姐把小郭叫到面前,说:“你因为陪我,不能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明天把这些我特意为你家人准备的糖带给他们,也替我谢谢你的家人。祝他们新年快乐。”
邓大姐离开我们以后,我们又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心中最温暖的那一段时光,恰恰是和大姐在一起度过的。
采访人:邓颖超不仅爱着身边的年轻人,也爱着自己家庭里的晚辈。但这种爱,又不止于关心、爱护,还加入了严格的要求和纪律的约束。作为周恩来的侄女,您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长期生活,请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周秉宜:我四岁半进西花厅,在伯父伯母身边前前后后生活了近20年,两位老人除了对我和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给予关心、照顾之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两个字:纪律。
记得那是在我上小学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回到西花厅后,伯母和我有一次谈话,印象中这是第一次非常认真、正式的谈话。她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小学生了,不再是一个儿童了。以后我和伯父就要用一个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因为我当时只有七岁,还很小,不知道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后来,经过我亲身经历和体会,我理解了,那就是要遵守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