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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一个知青的生活亲历

时间:2014-08-04 15:48:57 来源：作者：网站首页

1976年，是中国大地极不平凡的一年，人们最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撒手人寰，国人痛心疾首；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无数生灵遭到涂炭。这一年，也是我的人生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一年，我从一名不谙世事、一直生活在衣食无忧环境里的青年学生，成为了一名劳筋骨、磨意志、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下放知青。也正是这一年，我迈入了社会的第一步，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坎坷，生活的艰辛。

1976年3月22日，天空阴沉。我和家人早早起床，收拾行李，做好临行前的最后准备，母亲用家中仅有的3个鸡蛋为我煮了一碗荷包蛋。上午7点30分，我穿着父亲的一件黑色旧呢大衣，挎着一个草绿色的帆布包，在母亲婆娑泪水中离开了家门，离开了亲人。走到宿舍过道口，看到伊人阿香手上拎着二瓶开水往回走，她朝我淡淡一笑，我的心猛然一阵紧缩，苦涩地朝她笑笑，恋恋不舍地离她而去。父亲和小妹用自行车推着我的木质行李箱，把我送到了五纺厂大门口。8点30分，我蹬上了送行的客车，父亲和其他送行的知青家属蹬上了后面一辆带棚的卡车。9点整客车在一片鼓励和安慰的话语中徐徐启动。我将头伸出窗外，向小妹和陪伴我一整夜，专门为我送行的同窗好友叶青告别。

车子一路颠簸，经过石牌和望江县城，11:40左右到达璋湖大圩，又换乘一辆四轮拖拉机，颠簸了近20分钟，最终抵达目的地——莲州公社“五七”农场。五七农场是莲州公社为安置我们这批知青专门组建的知青点，占地约50亩。北面是知青集体宿舍（座北朝南，砖混结构，门前一走廊），南面是场部和食堂，西面是宽约30米的大寨河，东面是耕田和菜地，中间是70米见方的操场。

下了拖拉机，知青和家属在操场集中。农场负责人党支部叶书记、徐副场长、团支部吴书记（兼会计）过来看望大家。叶书记说了几句欢迎词，徐副场长简单介绍了农场情况，接着告诉我们：每间宿舍住8个学生，男女分住。目前暂时二人睡一张床，自由组合，待新床做好后再安排一人一铺。接着，他按名单顺序8人一组安排房间，我被安排在2号宿舍。

安排完毕，大家拿起行李分别进入到各自宿舍。相互介绍中，得知陈平的姐姐与我相识，顿生亲近感。他提议我俩同铺，我欣然答应。

稍事休息，外面传来“开饭”声,同学们纷纷走出房间。走廊里放着一大筐蓝边碗和竹筷，一只大木桶装着米饭，一只木桶装着黄豆烧猪肉，一只木桶盛着汤。这就是我们下放的第一顿饭。饭后，大家回到宿舍聊天。由于都是年轻人，有着相同的经历和共同语言，彼此容易沟通，很快大家便熟知了。我们这批安庆下放的知青有50人，大部分都是五纺厂职工的子女，其他单位的很少，加上提前三天到达这里的望江县六名知青，一共有56人。这便是今后我们共同生活的集体。

下午2：00，操场传来急促的哨音和喊话：”全体知青到操场列队集合。”大家纷纷到操场列好队。这时，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走到队伍前面自我介绍：“我叫朱斌，是场部医生，也是民兵队长，今后，主要就由我同大家联系。”接着，他宣布纪律：“从今天开始，大家都是民兵了，要按军事化要求劳动和作息。早晨5:30起床，6；00训练，7:00吃饭，8:00出工劳动，中午12：收工吃饭；下午2:00出工，晚上6:00收工，10:00熄灯睡觉。劳动分二个小组。有事请假，一天内向组长请假，二天以上向场部报告。”宣布完纪律，他又介绍了三名组长。接着他又解释说，由于农场条件有限，不便留宿，请各位家属下午3:00乘车返回安庆，请大家理解。回到宿舍，家人帮助整理好床铺，安放好用品，嘱咐又嘱咐，叮咛又叮咛。然后，知青们将各自的亲人送上拖拉机，含泪挥手，依依惜别。知青们开始了人生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因为刚来，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特别是摆脱了学校和家庭多年的“羁绊”，所以，大家很快又进入了兴奋状态，宛不知今后即将面临的艰辛。稍后，吴会计到各个宿舍打招呼：“请同学们到我那儿买饭菜票，凭票到食堂打饭。开饭时间以敲号为准。”

下午6:00，“铛、铛、铛------” 食堂敲响了悬挂在门口的一小块铁板（开饭号声）。大家拿出餐具，纷纷到食堂排队买饭。饭是大锅煮的，菜只有一样腊菜（一种用嫩油菜腌制的咸菜）。大家买好饭回到宿舍，每个人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什酱、腐乳，放到宿舍里唯一的一张简易的条桌上，让大家分享。说实话，以前家里的餐桌上虽不向如今这样丰盛，但至少还有几样菜和汤料，像如此简单的晚餐，确实是第一次。手捧饭碗，思念家人，大家刚来时的热情随着夜幕降临和简陋的住宿饭菜，渐渐冷却下来。

初春，阴天，夜幕降临得早，六点多钟大地就一片昏暗。阿兵和昌林点亮了二盏煤油灯。由于初次使用煤油灯，没有经验，灯火始终不能明亮，灯罩里只有微弱泛黄的微光，使得房间里一切都变了形，人影忽大忽小，面孔忽明忽暗，有时矮小侏儒，有时狰狞恐怖，且煤油灯还散发出一股股浓黑刺鼻的油烟，令人难以忍受。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第一个让人揪心的夜晚。

第二天清晨，天色蒙蒙亮，操场上传来紧急的哨鸣声和朱队长的喊话声：“学生们起床了啰，六点钟到操场集合。”我借着微光一看表，5:30.大家迅速到河边洗漱，6:00整，准时集合完毕。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知青们按着朱队长的口令做着训练动作。一个小时以后吃早饭。8:00，知青们扛着铁锹，分成二组，排成纵队，在程、刘二位队长带领下，到河对岸种植杉树苗。10：00左右，休息了半个小时（当地人把劳动间歇叫做“歇拨”，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然后继续干活；12:00左右收工吃饭。下午2:00出工，4:00歇拨，6：00收工回场，结束一天劳动。这就是我们下放第一天的劳动和生活。自此，知青们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如此这般的劳动和生活。

莲州公社地处长江中下游，土质多为沙壤和马鞍土，农作物以棉花、花生、油菜、芝麻、黄豆为主，另有少量的水稻、高粱、玉米、红薯、蚕豆。劳动实践中，知青们先后学会了播种、插秧、施肥、打药、锄草、捉虫、看青、采摘、收割、打捆、脱粒、扬耙等农活技能。在这些农活中，技术最难的要数播种和锄草。

播种分点播、撒播、栽播和插播，分别实用于不同的农作物。点播，主要用于花生和蚕豆种植。用锄头在地上刨一个小宕，放入2、3粒花生和蚕豆种，盖上土，浇上少许水即可。撒播，主要用于油菜、玉米、大豆、高粱、芝麻等种植。将种子抛洒在地上，然后用锄头在地上锄刨，使种子翻埋到土里浇上水即可。栽播，主要用于红薯和棉花种植。将红薯种和棉花营养钵埋到挖好的小宕内，用土覆盖后，浇上水即可。插播，主要用于水稻种植。将水稻秧苗分成7——8棵一组，直接插到水田里，又称插秧。

最难的是锄草，要领是：手握锄把，身体前倾60度，用锄头的两个角顺着作物边缘刨锄，眼要仔细盯着禾苗，注意力要集中，稍不留神，极有可能锄掉禾苗。刚开始，知青们不得要领，不是腰不能弯曲，就是锄头用力不妥，毁坏作物。一次，汪副场长到地里，看到知青们窘态，直皱眉头。于是，他边教边示范：握锄、弯腰、着力、刨锄，一垅作物修理得确实漂亮。昌林的家住在郊区附近，家中有菜地，经常用锄，所以他学得最快，锄的最好，受到了汪场长的表扬，号召知青向他学习，他因此以后也就成了组长“助理”。

三年的农活，知青们晒黑了皮肤，磨起了老茧，但也确实掌握了很多农活技术，同时又锻炼了筋骨，磨练了意志。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老知青说，即使现在回到农村去，我们也会凭着所掌握的农活技能，自食其力生存下去。没有当年的下放经历，是不会有这份自信的。

公社农场是一个大家庭，知青们过得是集体生活，业余时间可以相互聊天、嬉戏、互动、娱乐，相对于其他人数较少的插队小组的知青来说，业余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场里几个领导是复退军人，文化生活意识比较强。他们首先在操场安装了篮球架，砌了二快水泥球台，买了一些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又组织知青开辟墙报，每月一期，由知青组稿、插图、上墙，内容多是“广阔农村大有作为”、

“抓革命促生产”、“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以及决心书、插队誓言之类的，间或穿插一些“好人好事”、表扬信，以此激发知青扎根农村、安家落户、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决心，政治氛围相当浓厚。我和徐新、王斌、贾明承担了出墙报的任务。场部领导的目的是想把农场办成全县的“样板点”。

到农场一个月以后，一天，朱队长说：为了丰富知青和社员精神生活，场部研究决定，成立“五七”农场业余文艺宣传队，吴会计担任队长，冠鸣、菲菲任副队长。宣传队的任务是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节目，为农场的社员和知青演出，并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文艺宣传队成立以后，队员们积极性十分高涨，自编自导自演了不少的节目，有笛子独奏、二胡独奏、小号独奏、男女声独唱、合唱以及舞蹈等等。为了加强宣传队力量，场部先后从其他知青点商调了陈侠清（编剧）、陈实（乐器演奏）、李川娜（编舞）到农场，使宣传队的编、导、演日臻成熟。

冬闲的一个晚上，食堂饭厅灯火通明，两盏汽灯雪白如昼，农业组的社员和知青齐聚一堂，观看演出。演出条件虽然简陋，乐器只有一支笛子、一支口琴、一把二胡和一支小号，但队员们的认真表演还是博得了阵阵掌声；周安庆的男声独唱《草原之夜》、陈实的笛子独奏《牧民新歌》清扬优雅，令人陶醉；李川娜和吴菲菲编导的舞蹈《新时代的新农民》激情豪放，催人奋进；最后一个节目《赵大娘探亲》更是把演出气氛推向高潮。这个节目的演唱形式是“座唱“：八个演员坐在凳子上一字排开，每人左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分别用橡皮筋绑上一块小竹片，竹片上又沾上一根红绸带，唱腔是东北二人转的曲调，边说边唱；同时，挥动双手，拇指和中指相互击打，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红绸带随之舞动，刹是悦耳和炫目。社员们觉得十分新鲜、有趣，齐声喝彩。在当初人们文化生活极度单调、贫乏的年代，文艺宣传队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农场的体育活动主要有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以及杠铃、哑铃、单杠等等。浑身充满活力的知青们每天尽管劳动很累，但收工回来总是要到球场打一下篮球。章大陆在学校是篮球队员，篮球玩得很漂亮，运球、上篮、投篮，动作都很潇洒、规范；王斌身材虽然矮小，但却十分灵活，在人群中穿梭如鱼得水般自如；陈平、贾明、荀安华、赵家祥、庄树海也都是球场健将。我从小就喜欢篮球，所以也是见球必玩。女知青则在操场一隅或宿舍走廊打乒乓球、羽毛球。充满生机，活跃非凡。阴雨天气不出工，知青们就在宿舍里举杠铃，拉哑铃，练单杠。汪跃进粗壮敦厚，臂力惊人，抓举一次可以将120多斤重的杠铃举过头顶，面不改色心不跳；王建跃浑身肌肉宛如铁疙瘩，一付20斤重的哑铃在他手中反转自如，气定若闲。场部西边是一条通江沙河的大寨河，宽约30米。春、夏、秋季节，知青们每天都要到河里游泳、嬉戏。王新宜跳水姿态犹如雄鹰展翅，从5米高的排灌闸上跳入水中，只溅起些许水花，堪称跳水健将。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但需要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精神生活。文体活动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动力和源泉，给知青带来了健康和欢乐，更陶冶了情操，增进了友谊，全体知青团结得就像一个人。即使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经常聚会、互动。

从1976年到1979年的三年间，知青们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验和感受，也发生过亦真亦幻、亦喜亦嗔的故事，至今想起，令人打趣。下列几则，令人印象最深刻。

打牙祭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生活质量极其低劣。农场的伙食更是简单，每顿饭只有一样菜，不是腌腊菜，就是腌菜瓜，或者煮冬瓜，或者苋菜汤，一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知青们清肠寡肚，嘴馋得紧。到农场的半个月以后的一天中午，大平提议，买点肉回来自己烧，众人一致响应。于是，同房8个人凑份，到新河大队供销社买了5斤肉。阿昌和阿兵又从农业组菜地里拔了一些白菜，在拖拉机油箱里放了一些柴油，倒在煤油炉里点燃，然后用洗脸盆装好肉和白菜，放到煤（柴）油炉上煮。一个小时以后，肉煮熟了，虽然没有调味品，但仍感到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阿昌和阿兵又买来二斤“地瓜烧”，8个知青围在脸盆旁，一口肉、一口酒，半晌功夫，一盆肉、二斤酒全部精光。真是大快吃肉，大碗喝酒，刹是痛快！

刚开始，知青们身上还有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买些荤菜加餐，到后来，钱用完了，“馋虫”又闹的慌，一些比较活跃的男知青便学着“外地经验”，到周边大队农户家巡视，在方便的情况下，“顺带”一些腊味和鸡、鸭、鹅、蛋之类的，回到宿舍打牙祭。一次，我和阿斌返家探亲，行至六合大队江堤时，见一群肥鹅在堤坡上悠闲吃草。他说：“我在六合大队有一门干亲，我们捉一只鹅到他家红烧吃。你在堤上探风，有人过来就发个信号。”我说：“好！”接着，他走到鹅群中间，身手敏捷地抓住一只体型硕大的肥鹅，打开身上背的“马桶包”，将鹅塞了进去。回到堤上，他虽说“神情自若”，但看得出他脸色潮红、气息较粗，是兴奋和紧张所致。中午时分到达他“干亲”家，说明情况后，他把马桶包交给了主人，我们便进入内屋睡觉。下午2:00左右，主人叫醒了我们，然后端上来二大碗炖鹅汤。我一看，鹅肉泛紫黑色，似乎有一股血腥味直冲大脑。主人解释说是包太小，鹅焖死在里面，呛了血。我一阵恶心，毫无食欲，滴水未沾。这件事给我的映象太深，刺激太大，所以，从此我便不再吃禽类食物了。

知青到农家“顺带”食品，心中其实很忐忑，既有愧疚，又有不安，生活所迫，实属无奈呀。知青“打牙祭”还有其他种种表现，如，藏花生、藏芝麻、餐红薯和瓜果、赌饭菜、食猫肉等等。由于缺食少油，有的人就将花生、红薯、瓜果藏到宿舍里，饿极时拿出来充饥；有的人将芝麻放在煤油炉上焙熟，放上粗盐一起捣碎拌饭吃，既当菜肴，又增油脂。一次，在何家地段“看青”的两个知青，深夜弄死了隔壁农家的一只大花猫，连夜煮熟吃到肚里。震撼！从小就听说，猫是天命，受人尊崇，无人不敬，更不用说食之。知青敢吃，既有一种不信神、不信邪的大无畏精神，更是生存本能的需要。

打赌

打赌，是人们常见的一种游戏活动，赌资、内容、方法各有不同。知青们打赌的多是食物，有米饭、鸡蛋、米粉、瓜果，等等。当时，知情的口粮每人每月30斤，对于正在生长发育、且农活劳累、又缺食少油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满足需要。所以，能够美美地吃上一顿就是最大的奢侈享受；而打赌获取食物，则是既省钱又享受的机遇。知青打赌，却常常爆出一些笑料。

望江女知青玲玲体阔腰圆，食量很大，经常在地里弄一些红薯、萝卜、菜瓜填充。一次，她同室友打赌，吃下了一斤六两米饭，加上一大瓷缸汤水，结果，肚子撑得难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室友拉她到外面散散步，以助消化，她却连连摆手“不要动、不要动！”其状风趣，却又令人扼腕。放置今日，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举。

一天晚饭后，大伙在宿舍休息。阿昌问阿兵：“你晚上吃了多少饭？”阿兵说：“吃了六两。”阿昌又说：“我这里有炒米粉，你还能吃多少？”阿兵说：“一茶缸没问题。”阿昌拿出一个铁箱，里面大概有3斤米粉，说：“你如果吃得下一茶缸，剩下的都给你。”炒米粉吃下去必然要喝水，一膨胀，肠胃如何受得了？阿兵不知利害，接过一茶缸米粉，就着开水，一口气吃了下去，一抹嘴，作满足状。大伙纷纷夸奖他。半夜，米粉开始发酵，阿兵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肚子涨得像圆球。折腾到下半夜2点，一阵内急，他穿着裤衩，披上棉袄，匆匆忙忙、黑灯瞎火地跑进棉花地里，上吐下泻，痛苦万分。突然，河对岸传来“吱咔、吱咔”的刺耳声，他恐怖的瞪大眼睛，浑身哆嗦，拎起裤子，撒腿就往宿舍跑。大伙被他的动作闹醒了，问他怎么啦，他说：“外面有鬼叫。”大伙屏住呼吸聆听，阿来突然说：“你他妈的真是胆小鬼。那是到扎花厂送棉花的牛车声。”阿兵窘状，众人笑翻了天。

我从小就饭量不大，每顿只吃二、三两饭，但对鸡蛋情有独钟，曾创下过一次性吃下30个炒鸡蛋的记录。一次，海子问我一次能吃多少鸡蛋，我说能吃20个。他不相信，说要同我打赌，他买20个鸡蛋，如果我一次全部吃下，钱由他付；如果吃不下，买鸡蛋的钱就由我付，另外还要给他20个鸡蛋钱。免费享用20个鸡蛋，确实诱人，我欣然接受。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也没底，20个鸡蛋份量不轻啊。第二天早晨，我只吃了很少的稀饭，留下肚子，接受挑战。中午，他从农户家买来20个鸡蛋，一个足有一两重。然后，有几个好事者同我俩一道来到厨房，用煮饭的大铁锅烧开了水，将20个鸡蛋全部打到水里，没有糖，没有油，只放了一些粗盐。鸡蛋在煮的过程中有一些白色泡沫浮在上面，我便用锅铲撇去。海子认为我把蛋白倒掉了，硬要再加4个鸡蛋。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无奈，只好又打下去4个鸡蛋。煮熟后，满满装了二大瓷缸。我在众目睽睽之下，5分钟之内就全部消灭光，完了，我又吃了二两饭，众人骇然。当初虽说过瘾、有趣，可如今想起，令人咂舌，要不是穷极嘴馋，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如此不可思议之举的。

捉螃蟹

上世纪70年代，长江野生螃蟹特别多，且体型硕大、黄满膏肥。莲州公社地处江边，每年秋高气爽，成熟的螃蟹经常往岸上爬，有时走在路上随手可拾。

1976年秋季，被派往通江闸地段看管芝麻的几个知青对我们说：“晚上到我们那里捉螃蟹去。”我们问：“怎么捉？”他们说：“很容易，只要将马灯点亮，挂在闸口，螃蟹就会迎着亮光往上爬，再带一只筐子往里捡就行了。昨晚我们捉了不少，在火里烤熟吃，特鲜。”我和另外三人随他来到通江闸。点亮了二盏马灯，挂在闸口两边。约莫半个时辰，便见毛绒绒的大闸蟹三三两两迎着光亮爬上岸。大家以逸待劳，顺手抓起，一个小时便抓了40多只背部泛青的长江野生螃蟹。大家就地取材，拾了一些茅草和干树枝点燃，将螃蟹放到火上烤。待烤熟了，他们又从窝棚里拿出一些“地瓜烧”和酱油，大伙围坐在篝火旁，掰下蟹鳌，挖出蟹黄，蘸着酱油，咂着美酒，尽情地享受着难得的美味佳肴，全然忘却了围着火光飞舞的蚊虫叮咬。由于城里人极少吃螃蟹，不知道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我们不得要领地胡吃一通，结果有许多极品被弃之，如蟹膏、蟹油、蟹腿，只吃了些许蟹黄和大鳌。真乃暴殄天物。如今想起，大叫“后悔”！

探家

探家，是每个知青迫切的心情。只身在外，生活艰辛，想到家庭温暖，探家的念头禁不住阵阵涌动。

第一次探家，是下放后的一个半月左右。头天下午，几个知青约好第二天回家。遂到场部向汪副场长请5天假，他很爽快地准了假，并详细地告诉我们回家的路线：一条线路是步行大约25里，到沟口（璋湖闸）码头，乘下午二点左右的小轮到安庆，船票价格3角；另一条线路是往西走4、5里路到公社渡口，乘机帆船过江，到对岸的东流镇，再乘下午1点左右的小轮到安庆，票价4角。晚上，大家兴奋的难以入眠，幻想着明日回家的情形。翌日清晨5:30，天刚朦朦亮，我们几个回家知青便起床洗漱，整理好床铺以后，踏上了返家的路程。我们选择的是到沟口上船线路。大家沿着江堤一路东行，11:00左右到达沟口。虽说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但由于思家心切，情绪高涨，并无疲劳感。大家进入璋湖饭店，各自买了一些米饭、馒头和一碗粉蒸肉、一份汤，填饱了肚子，休整片刻，到码头候船。下午2:00，从上游过来的小轮抵靠沟口码头。大家上船后，经过3个小时航行，5:30左右停靠安庆码头。踏上家乡的土地，大家倍感亲切和兴奋，身轻如燕地奔向自己的暖巢。

我进入家门时，家人正在吃晚饭。见我“从天而降”，家人诧异片刻，旋即是激动和兴奋。父亲为我取下行李，母亲转身进入厨房为我煎了二个荷包蛋，小妹为我盛来一碗饭。这是一个多月以来我吃到的最轻松、最可口的一顿饭。晚上，一家人围住我询问劳动和生活情况，关切之情，油然溢表。我为了宽慰他们，故意说“劳动轻松，生活正常，一切很好”。父母听后，略显宽心。

第二天，返家的知青便相互串门，每个家长都要问一些农场情况，每个家庭都为孩子的“插友”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尽管饭菜没有如今这样丰盛，但在当时收入微薄、物质匮乏、一切计划供应的年代，也算得上是人间佳肴了。我们当中，阿斌家的条件相对较好，父亲是医院院长，住房宽敞，收入较高，又有北方人的直爽，大家尽情欢乐。我们老家是四川人，母亲做得一手地道的川菜，像回锅肉、麻婆豆腐、四川泡菜等等，“插友”们至今难忘。

5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临行前，母亲用猪肉、黄豆、萝卜干、豆腐干、蚕豆酱炒了一盆什酱，蒸了一些咸鱼，用玻璃瓶装好，并准备了肥皂、毛巾等用品以及一些钱和粮票，让我带回农场用。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叮咛和嘱咐，其情其爱，让人唏嘘。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第二天早晨，大家如约来到码头，登上了6:30启航的小客轮，再次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和亲人。这一次返回农场和第一次到农场，大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是怀着憧憬、充满激情、欲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一次则是怀着对亲人的顾盼和眷念，返回到饱受艰辛的环境里，对未来只感到迷茫、惆怅。心态天壤之别。

从此以后，知青的思乡之情尤甚，隔三差五就想回家，尤其是在身体不适或者心情不好时，格外念家。但考虑到工分，考虑到影响，便将思乡之念掖在心中。我从小是家中的宠儿，尤恋家中温暖，所以，最多一个月，少则二个星期、20天便回家一次。一些意志较为坚强的知青守场如家，所以印象较好，工分也高。江昌林、张兵和刘海防、周曼丽还获得农场授予的“先进生产者”称号。

画像

农场知青多有才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以徐新的素描画像最具亮点。

徐新素描，虽说用具简单，一块画板、一块橡皮、一张白纸、一支碳素铅笔，但道涵很深，一个物体、一个人物、一副景色，经过他的勾勒，顿饭功夫便跃然纸上，犹如神来之笔。农场景色、知青和农民的肖像，都曾是他笔下的杰作，很受人们青睐。

一次，农场一吴姓老农请徐新为他画像，徐新欣然答应。他把老农请到宿舍，在门口放一条凳子，让老农侧身端坐。他拿出画板，放在二腿之间，铺上白纸，两眼仔细观察人物的身体和面部特征，边看边勾勒，寥寥数笔，老农轮廓便印在纸上。接着，他又对面部的眉毛、鼻梁、眼睛、嘴巴、胡茬以及褶皱进行精刻细描，用揉、搓、擦等手法显现立体效果。一个小时左右，一张栩栩如生、彷佛摄影般的人物肖像便呼之欲出。众人赞不绝口，老农更是如获至宝收藏家中。

徐新的画像技能令人称道，而农场负责人的“画像”技术却叫人颇受争议。一次年终，农场召开总结大会，为每个知青总结鉴定，场领导刚刚宣读完毕知青评语，知青阿进便走上主席台，将自己的鉴定评语当场撕碎，扔到台下，众人愕然。场领导厉声说：“阿进，你干什么？”阿进平静地说：“给人评语鉴定就像给人画像，要貌如其人。你们给我的画像不像我，我当然不能接受。”场领导脸色铁青。全场知青为阿进的大无畏气概所折服。

人的肖像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自然肖像，一种是无形的——政治肖像。而政治肖像关乎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鉴定不准，则会影响人的名誉和政治生命，人们自然珍惜。因此，给人鉴定一定要实事求是，印象取人、感情鉴定是大忌。

情感生活

五七农场是知青的大家庭，大家同劳动、同生活、朝夕相处，时间长了，感情逐步加深。无论是知青与知青之间，还是知青同社员之间，人们由抵触、到包容、到帮助、到搀扶，人性美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很多知青同当地社员结成了“干亲”，在生活上相互照应：社员经常送一些菜品、鸡蛋给知青，或者杀一只鸡、烧一点荤，邀知青来家吃饭；知青则常常从家里带一些农村的紧俏物资，如肥皂、布票、衣物等，送给“干亲”。这种真挚的情感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叫“无产阶级感情” 吧。

农场有一户社员叫吴国栋，人很憨厚、老实，妻子叫陈根芝，也许是同姓，且又性格相投，交往自然多一些，我们便以姐弟相称。他们对我很关怀，经常炒一些花生米、咸菜、豆腐乳等食物送给我；偶尔捕一些鱼虾、杀一只鸡鸭，便叫孩子过来喊我去吃饭。我的家人得知情况后，便常常让我给他们家带一些衣物、肥皂等用品。彼此处得相当融洽。临别之际，眷恋不舍。国栋大哥硬是塞给我一大袋花生和一床用自己种的棉花弹的棉絮，我也在农场结账时所得的90元钱中拿出50元钱和20斤粮票塞到他手中。根芝大姐拉住我的手哽咽着咛嘱：“阿鸣兄弟，一定要抽时间来家走走啊！”其景其情，令人动容。

农场知青都是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正直生长发育期，内心多有对异性的萌动和渴望，天天朝夕相处，难免产生情愫。那时谈情说爱，隐蔽、含蓄。男生爱慕女生，就会主动帮她扛农具、拿行李；女生钟情男生，则会帮他织毛衣、洗衣衫。胆大一些的，便会写个小条塞给对方，表达心声，绝无公开卿卿我我之举，恐遭他人取笑。农场有好几对男女知青，相互爱慕、相互体贴、相互搀扶，走过了人生中三年最艰辛的旅程，到达了幸福的彼岸——终结秦晋之好，至今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令人羡慕！

女知青叫惠子，与我同岁。她少言寡语，性格温和，见人总是眯眯笑，两条乌黑油亮的齐肩发辫衬托着一张透红的苹果脸，两道月牙眉梢下安放着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嫣然颦笑时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和一排如玉洁齿，楚楚娿娜的中等身材透射出成熟女性的曲线美。原先，我对她并未过多留意（虽然她也是宣传队员）。一次，食堂加餐，每人一份红烧肉、一碗冬瓜汤。我打好饭往宿舍走，在饭厅门口碰见她。她走到我身旁轻声说:“我不喜欢吃肉，给你吃吧。”说着，将碗里的红烧肉倒在我碗里。我真的以为女孩子不喜欢吃肥肉，也就不以为然、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这份难得的美味。后来，我对室友张代祥说起这事，他朝我诡秘一笑，说：“你真以为她不喜欢吃呀？她是省给你吃的------。”我愕然、惭愧。从那以后，我便对她增添了几分好感。

洗衣洗被是男生最头痛的活，我也常常为此犯愁，她便经常“顺便”帮我洗衣袜。一次，小妹来农场看望我，见我的床单脏了，打算第二天拿到河里洗。第二天恰逢大雨，小妹拿着床单站在走廊发愣。惠子路过走廊见状，取过小妹手中的床单，放到大木盆里，端到屋檐下接雨水洗床单。我异常感动，不知所措。小妹拿出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食品送给她，她也没有推辞，宛如亲姐妹，我心方安。

一天晚饭后，秋高气爽，我到宿舍后面的小木桥上休憩，她也正好出来散步纳凉。我们相互交谈了几句，她提议我俩到对面的一处砖窑附近散步。我看那边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天也渐渐黑下来，担心蛇、虫多，又恐怕别人看见不好，踌躇不决。她看出了我的顾虑，便不再言语，含蓄地笑笑，怏怏独往。说实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担心，又有歉意。对她的点滴关心，我是会意的，只是我当时已有心仪之人（是我的发小，亦即现在的夫人，虽说我俩身处异地，但心中牵挂得紧），对其他女孩未愿多想，更不敢因生活寂寞而玩弄、亵渎别人的感情。这便是我辈大多数人对待爱情的态度——传统、独鈡、从一而终，绝不似当今年轻人活跃和解放。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不同的时代显现不同的特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定律。

抢救战友

知青小周，祖籍上海，长得很帅，歌唱得也很好，曾是学校合唱队队员。我会唱的《黄河谣》、《草原之夜》等歌曲，当年就是跟他学的。

1977年初冬的一天下午，农场派我们几个知青随拖拉机到公社交公粮。回来时，小周坐在拖拉机左边大轮胎的挡泥板上，右边坐着安华，其他人坐在车厢内。路过一段洼地时，拖拉机颠簸的厉害，忽然听得“哗啦”声响和“哎哟”一声，拖拉机猛然刹车，只听安华惊恐地说：“不好了！”大家朝前一看，左边轮胎挡泥板的固定螺丝断了，挡泥板脱离了车体，小周被甩到地上，轮胎从他身上碾了过去。“意外”令人震惊！大家迅速把小周抱上拖拉机，飞速开回农场。为了减少震动，三个知青一直托着他的身躯。农场领导得知情况以后，紧急商量决定，由朱队长和吴会计带几个知青，用拖拉机经皖河农场连夜送往安庆救治；拖拉机由技术熟练的退伍军人唐师傅驾驶。接到任务以后，我和另外6个知青未及吃饭，未及收拾，爬上拖拉机，顶着寒风，星夜奔往安庆。

一路上，大家小心呵护着小周，心情格外沉重，没人说话，没人抽烟，只有拖拉机“吐、吐”声和寒风的呼啸声。行至皖河农场附近，拖拉机突然停了下来。唐师傅说：“糟了，右边的大轮胎没气了。”深更半夜，黑灯瞎火，无处充气，大家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唐师傅无奈地说：“没办法，只好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了。就是太费时。”形势所逼，只好如此了，大家轮流操作打气。约莫一小时以后，拖拉机继续前进，半夜12:30左右抵达沙漠州渡口。此时恰好有一只摇橹小木船靠在岸边，船家正在休息。大伙向船家说明情况，船家立马答应摆渡。上岸后，找来一辆平板车，阿兵和昌林轮流拉着板车，一路小跑，终于在凌晨3:00鈡到达地区医院(现市立医院)。经医生检查，盆骨粉碎性骨折，需立即手术，住院治疗。待办完挂号、交费手续、安排妥当已经是凌晨4:00。此时大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朱斌、吴会计和汪跃进又立即赶往周家通知其家人。当周母赶到医院、看到儿子苍白的脸色时，不禁老泪纵横，心似穿箭；但当看到护送安庆一夜未眠、疲惫不堪的知青时，老人又心痛不已，连声称谢。此时虽是初冬时节，天气寒冷，但母爱之情、战友之情却凸现出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小周经过月余治疗，康复出院，但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再参加体力劳动了。三个月以后的一天，我们几个知青到他家看望他，其母又告诉我们一个惊人情况：小周一个月以前离开家了，至今未归，也无书信。问及他出走时带了何物，周母说，只带了一个挎包、几件换洗衣和30元钱、20斤粮票。我们又问是否到上海老家去了，周母说也联系了，没有去。众人黯然。后来又探寻几次，始终渺无音讯。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好青年就此人间蒸发，令人心悸。

伟人逝世

1976年9月9日下午，天气闷热，知青们在地里锄草。下午4:00左右，西南风从远处的广播里送来一阵凄凉的哀乐声。“不知道又是哪个中央领导去世了。”有人嘀咕一声。突然，“二光头”说：“不得了，是毛主席逝世了。”“二光头，你狗日的瞎说!”有人立即斥责道。“哪个瞎说了？不信你听嘛。”二光头红着脸、粗着气申辩。大家全都停下了锄头，驻足凝听。果然，广播里传来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刹时，众人惊呆了，空气凝固了，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剧烈跳动，几乎到了嗓子眼。太意外了，太震惊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老人家是神啊，神是不会去的。

大家无心干活，收拾农具，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路无语回到宿舍。往日的嬉戏、喧闹没有了，年轻人的活跃不见了，整个农场一片寂静，偶尔传出女生宿舍里的咽泣声和叹息声，整个下午和晚上，人们都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度过的。伟人去世了，人们心中的“神”走了，整个民族仿佛天塌了一般；国家何往、知情的命运何往，人们陷入极度的迷茫和焦虑之中。

9月18日下午2:00，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整个过程二个多小时，广播电台实况转播，全体知青和社员有组织地集中在饭厅收听，人们自始至终站立着，呈默哀状，广播里和我们的现场一片呜咽声。我当时正患疟疾和严重的皮肤感染，从脚到腰部的皮肤全面脓肿溃烂，长时间站立，全身虚汗乏力，脓血涨破溃烂的皮肤流出体外，煎熬难忍；但在那种特殊时刻，只能紧咬牙关，苦苦硬挺，待追悼会结束时，我几乎昏厥瘫痪，汪跃进和张代祥赶紧把我送到新合大队卫生室打吊针。

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世界震动；人们从内心发出的敬仰和爱戴，是古今中外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这是他老人家的光辉神韵在人们精神上和心灵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就是毛泽东——一个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一个被世人神话了的东方伟人！

回城

上调回城，是每个知青梦寐以求的。每个知青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回城的方式和时间也都不一样，有顶职的，有招工的，有升学的，有参军的，最短的三个月就回城了，最长时间的则超过了三年。陈平和谢志勇下放三个月就顶职回城上班了，令所有知青羡慕不已。一年多以后，有几个知青相继参军而去；1977年秋季恢复高考，有几个知青先后升学离场。以后又有人陆续顶职返城。每走一人，余下的人便多一份惆怅，农场便多一份冷清。

1978年9月份一次回家探亲，母亲说，她同父亲商量了，想退休，让我顶职进厂上班。我说，二哥也还在农村啦。母亲说，二哥比我身体好，能吃苦；再说他下放比我早，招工肯定比我早，二哥也同意我顶职。我想也是，就没再吱声了。接下来就等着母亲半退休手续了。11月中旬，接到家里来信，说二哥过几天来农场接我，办回城手续。我的情绪一下子放飞了，二年零八个月的知青生活即将结束，回城的梦想终于就要变成现实了。激动、兴奋，我就是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中度过了在农场的最后时光。12月8日中午二哥到达农场，下午在场部办好了相关手续；第二天上午又到公社办理了迁移手续；接着下午就赶到望江县城办理最后的转移手续。由于赶到县城时天色已晚，单位已下班，哥俩便在县城住了一宿，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住旅馆。晚上看了一场电影《风暴》。这天晚上，我知道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知道了施洋大律师为了民主自由、人类解放，大义凛然，英勇就义。12月10日上午，办妥一切手续，并接受了体检，下午回到安庆，12日便报到上班了。

说实话，临别农场之时，心情是既兴奋，又有点失落，毕竟在农场生活了近三年，熟悉这里的每寸土地、每根草木、每块砖瓦，对这里的人和物都产生了深深的感情，突然离别，难免不忍。半年之后，农场最后的十几名知青也都陆续全部返回城里，成立了三年的莲州公社“五七”农场就此解散。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国知青的下放活动从此划上了句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从1966年毛主席向全国知青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开始，到1979年，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知青经历了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下放知青虽然经历了不少的艰辛和磨难，但也确实锻炼了一代年轻人的意志和品质，使他们懂得了勤劳节俭，懂得了人生历练，更加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山下乡是年轻人历练人生、开拓奋进的财富，是对“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的最好诠释。这段历史影映得当，将对提高当今少数精神缺失的年轻人的意志品质，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作者陈冠鸣(左)与企业家日报副社长、中国出版传媒网总编辑吴礼明博士留影

（作者陈冠鸣简历：男，1957年10月出生，籍贯四川成都，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哲学专业。1975年高中毕业，1976年3月下放农村，1978年12月回城工作，历任工人，政府办公室秘书、科长，区总工会主席，乡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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